新近发生的中东与北非危机再次提醒中国重视能源安全问题，而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，但绝不能靠去年年底那种拉闸限电来降低单位GDP能耗，制定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指标的分解应该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。

　　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指标分解到各省基本上是一刀切，全国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20%， 各省目标也基本上都是20%，只有个别省份有上下2%的浮动。十一五第一次设定减排指标， 如此操作情有可原。但考虑到我国各地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极为不同，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指标的分解不应该继续如此一刀切，而是应该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，正如我国在国际谈判中基于科学和公开的原则所一向主张的。

　　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， 无论人均收入、消费水平还是人均排放量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，他们理应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。中国的专家关于碳预算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成熟，能够计算和确定在国家之间如何量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。类似的方法可以用于“十二五”节能减排指标的分解：在全国目标确定的情况下，如何把减排目标分解到各省市。

　　从国际碳政治的角度来讲， 中国外向型经济已经造成中国排放的22.5% 是为了出口生产而产生。不少学者已经提到从消费为基础的排放统计看，终端消费国而不是中国应该为这些排放负责。从国内的角度看也是类似。一些发达国家把高能耗、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样，现在一些发达地区也有各种各样的动力把高能耗、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。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就业、税收等考虑，甚至不得不欢迎这样的转移。节能减排的措施，至少不应该恶化这种情况。

　　一个高排放的工厂从北京搬到唐山，对北京来说减排了，对全国来说并不减排；如果产品主要供应北京，甚至有可能因为运输距离的拉长而增加排放。从全国一盘棋考虑，不应该鼓励这样的排放转移，让发达地区把排放和污染外部化到欠发达地区；而是鼓励真正的提高能效，减少污染和排放。 所以，应该建立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统计：如果某高排放工厂产品30% 供应上海， 那么其排放的30%应该算在上海的帐上，无论该工厂坐落在何处。

　　应当说，过去那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利于节能减排的有效而公平的推进，只有责任分明，奖罚得当，才会可持续的推进这一工作的进行。现在正在制定新的五年规划，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难。